聚而不群：社交媒体时代青年“孤独社交”的现象透视与形成逻辑

摘 要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变革，社交媒体对青年群体的社交形态、时空秩序与心理体验均产生了嵌入式的影响。一方面，社交媒体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关系空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畅通联结；另一方面，也使青年群体产生了“在一起”的场景幻觉，情感转化力与心灵融通力不断下降，最终呈现出“身显连而心隐匿”的“孤独社交”现象。文章采用深度访谈法，在勾勒青年“孤独社交”图景的基础上，从技术、平台与主体形式三个方面探讨与省思当代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现象的形成逻辑，进而提出解决这一困境的路径：一是建立“共鸣轴”，二是重拾独处，三是建构沉思的“精制环境”。

关键词

孤独社交；社交媒体；孤独感；青年

一、引言

在社交媒体时代，交往的便捷和个体的孤独已经成为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的重要特征。“正在改变世界的新技术就像流行的时代精神一样塑造着青年的生活方式”（陶志欢，2020），但同时也导致当代青年群体出现“孤独社交”的精神空落现象。他们在云端交往，看似狂欢实则孤独，“现实的孤独与虚拟的狂欢就像两个咬合紧密的齿轮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农郁，2019）。简言之，“人际关系建立便捷化与人际关系实质萎缩化成为群体性孤独的一体两面，揭示出人们深陷于与其社会性本质相悖的‘在一起’的时代问题”（林滨、江虹，2019）。

其实，早在 1980 年，萨德勒与约翰逊便指出社会科学需要重视并解决人们群体性孤独的问题，他们发问道：“在人口爆炸、交往频繁的时代，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量的人被孤独所困扰？”（Hartog et al.，1980 ：55）而如今，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这一平台彼此连接得更加频繁，在这一随时随地连接的语境下，为何人们会出现“群体性孤独”的现象？青年群体正值探索人际关系诸多可能性的人生阶段，为何在连接便捷的社交媒体时代出现“孤独社交”的现象？这不禁促使人们思考当代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现象背后的图景。

二、文献综述

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关于青年“群体性孤独”的研究，另一类是聚焦于社交媒体中的孤独话语实践研究。

（一）关于青年“群体性孤独”的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可分为成因、影响与调适三个维度。一是成因研究，可分为哲理思辨类与量化测量类，前者侧重从哲学上分析青年孤独社交的根源，后者以实证研究去探寻导致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现象的影响因素（程利娜、杨洋，2021 ；刘海娟、姚德雯，2016）。二是影响研究，这类研究多谈论孤独感致使青年群体的行为模式、生活惯习等发生了哪些变化（韦淑珍，2022 ；王颖，2019）。三是调适研究，该类研究侧重为青年群体克服“孤独社交”寻找解决之道，主张建构关系式生存，重拾面对面交谈，进而达至在现实世界中真正的对话（林滨、罗晶，2022 ；王蕊，2022）。然而，上述研究均忽视了从经验层面切入去寻找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的具体过程与逻辑理路，缺失了情境与意义层面的具体阐释。此外，既有关于青年群体孤独的研究多聚焦“空巢青年”“外省青年”“大学生群体”等某一特定社会角色上，未能对不同社会角色、不同职业的青年群体的孤独现象做系统研究。

（二）社交媒体中的孤独话语实践研究

第二类研究方向侧重于社交媒体中关于“孤独”的感知、言说与实践，该类文献多聚焦于技术所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之中。一方对技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任何机制都持肯定态度，另一方则是对社交媒体对个体精神以及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乐观者认为，社交媒体所依托的数字技术为交往提供了全新的“媒体可供性”，依托这种媒介可供性，社交媒体在社会关系与网络结构方面有助于扩大人们的社交圈，增强“网络社会资本”，促进“社交媒体人际关系质量”的提升（Chen, 2015 ；黄荣贵等，2013 ；付晓燕，2013）。并且，在人类情感支持上，社交媒体也能发挥举足轻重的效用，即在情感上可降低孤独感，增强对社会支持的感知（田丽、贾哲敏，2011 ；Baker& Oswald，2010）。

一批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对以上结论提出质疑。持这一立场的国外研究者认为，纷繁复杂的社交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社交资本的桥梁和纽带，进而造成负面情绪状态、无社交能力、孤独感增加和幸福感降低等后果（O’Keeffe & Clarke-Pearson，2011 ；Appel et al.，2016 ；斯温格尔，2018）。国内也有研究采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探讨互联网社交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有可能增强孤独感”（杨逐原、郝春梅，2022 ；祝阳，2019 ；陈福平等，2018）。但遗憾的是，这类研究未解决“网络使用如何导致孤独感的增加”这个问题，未论述“网络社交的情感支持能力不断下降”的深层原因。综上所述，关于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的研究较为零散，未形成体系化的研究。关于社交媒体使用与孤独感关系探析的文献多存在二元对立的特点，这对于深入理解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的根源是一种“视角局限”。

鉴于此，本文主张挣脱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通过非正式访谈与深度访谈的方法，以“孤独社交”现象为切入口，从经验层面去探究青年群体使用社交媒体与心灵世界的关联过程和交互影响机制，厘清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连接网中出现“聚而不群”现象的深层缘由，并尝试提出帮助当代青年群体克服“孤独社交”困境的方法，以期对现代社会青年群体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有所帮助。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非正式访谈法与深度访谈法对青年群体的“孤独社交”现象进行阐释性研究。首先，通过观察与非正式访谈对青年群体的“群体性孤独”现象进行地图式的廓清与梳理。其次，深度访谈任务包括收集青年群体在使用社交媒体后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的定性故事，锁定青年群体产生“孤独”的条件、情境、结果等。在访谈结果的基础上，统合不同参与者的观点，进一步归纳其背后的深层逻辑。由于质性研究的抽样是一个流动发展的动态过程，研究者无法在一开始就明确知道访谈对象的具体特征，如果仅仅基于概念或理论去选择访谈对象又容易导致抽样窄化。为避免此问题， 研究者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在招募受访者时尽量选择最有关联的访谈对象，最终共确定了 25 位受访者（见表 1）。访谈方式包括当面访谈、电话访谈、微信语音访谈等，访谈时间跨度约为 1 年（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其间，笔者根据受访对象的性格特质、生活经历、年龄等特征进行差异化的弹性访谈，不局限于提纲的访谈问题与顺序，以期对研究对象的“孤独社交”特征进行多维度挖掘。

四、聚而不群：“孤独社交”的含义与表现图景

当代青年“孤独社交”现象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较为广泛，故本文首先界定“孤独社交”的内涵，再尝试描绘当代青年“孤独社交”的具体表现图景。

（一）“孤独社交”的基本内涵

本文探索的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的背景是社交媒体时代，因此本文“孤独社交”中的“社交”具有双重意涵，一是指某种人际交往的状态，二是指社交媒体。如此一来，“孤独社交”便可看作“社交媒体孤独症 / 网络孤独症”，具体是指社交媒体在带来越多人际关系连接的同时，也带来“关系”的浅化。这与特克尔提出的“群体性孤独”概念较为相似，特克尔（2014 ：72）在其著作《群体性孤独》中曾言：“网络社交本质上是一种单薄社交，它能为我们带来的更多是一种碎片化的弱连接。一旦我们沉迷于此，就会越来越疏离真实世界中厚重、复杂的交往关系，从而产生出一种新型孤独。”

（二）青年“孤独社交”的表现图景

1. 身体连接与精神断层

青年群体“孤独社交”典型的表现之一是“身连接与心隔离并存”，即一种人际关系建立便捷与其社交关系实质萎缩呈现“并驾齐驱式共在”的社交境况。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群体，其真实画像是“独自坐在电脑屏幕前或眼盯手机界面的、与世隔绝的、分散的‘隐蔽青年’（Hikikomori）”（韩炳哲，2019a ：19）。简言之：在身体连接层面，青年个体线上实现了随时随地的任意联结；在精神交流层面，个体在社交媒体上虽然亲热地交谈，但心灵却愈发疏离。

2. 饱和自我与自我概念分化

“孤独社交”中的青年个体往往存在“自我概念分化”的认知特点。在与他人自由链接的诸多窗口中，个体看似对自我的角色认知越来越丰富，形成了饱和的自我。但与此同时，这种角色的饱和状态会使人们因接触到大量新的自我评价指标而动摇以前所有对自我的假设（Gergen，1991 ：76-79），从而使得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变得“七零八落”，关于“自我”的整合愈发困难。这种“自我概念分化”是孤独感的内在源头，亦是“孤独社交”的典型表现。

3. 线上社牛与线下社恐

“孤独社交”的具体表现还体现在“线上社牛、线下社恐”的分离式社交图景。社交媒体一方面成为人与人沟通的桥梁，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其可能对人的社交能力产生反向影响，譬如青年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社会退缩与社交能力赤字”（刘蒙之，2022）等问题。这种“线上社牛、线下社恐”的分离式社交现象也是当代青年群体中一种典型的社交样态。

4. 关系类型多样性与情感转化力的有限性

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的社交圈是丰富多元的。若以熟识性为划分标准，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关系类型可分为“熟人关系”“半熟人关系”“陌生人关系”三种。但关系类型的丰富并不代表情感卷入程度的深厚，青年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情感转化力在不同关系连接类型中有所差异：陌生人之间的情感蓄能往往是短暂的，阶段性的；熟人之间的情感转化力虽相对稳定，但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瓶颈，与持续上升的心理阈值（譬如更深层的精神交流）无法兼容时也会产生孤独感；半熟的好友之间的情感转化力则常处于偶然随机的不稳定状态，孤独感时强时弱。整体上来说，社交媒体上各类关系的情感转化力是有限的、流动的、不稳定的和高度语境化的，这种关系类型的多样性与情感转化力的有限性并存样态亦是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现象的具体表现之一。

五、现象透视：

青年“孤独社交”的形成逻辑与归因探析

（一）辅音化的交际与情感漠视

韩炳哲（2019b ：82）用“辅音化的交际”类比如今数字社交中充满“直白的所指”的交际状态。他认为数字化交际就如同辅音一般，它没有秘密、谜题和诗意，直白的“所指”毫无魅力，因为动人之处在于包裹住“含义”的肌肤，即那些丰盈的能指。在社交媒体“多任务处理”形成的“快节奏”惯习下，当代青年群体的交流形塑了一种“短而碎”的内容形式。彼此交流互动过程中没有谜题式与诗意化的漫长交谈，而是“含义”显而易见的“直白问答”，只是为了实现无猜测、无距离化的高效对话与直抒胸臆。

“其实线上聊天的时候，好像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线上（我）就会觉得我们越来越追求信息的效率，一问一答。但是那些恰恰线下所独有的（你面对面能说的那些东西），那些真正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东西）好像在线上缺失了。”（A1420220120）

“还是觉得它（社交媒体）不够生动，传递的信息太少，因为它不像线下的交流表达，（人们）能听到你的语气语调，这时候传达的信息可能也就更多。”（A1220211206）

“大家都是处于现在这种快速社会之中，语音如果 60 秒我就不想听了，我甚至会把它转文字，因为那样更快，我能够一眼看到你关键性的信息。这么长的语音，你不知道它在几十秒的时候才会出现关键性的信息，它很浪费时间，你说你 60 秒的语音我听也需要 60 秒，你光听光掌握信息就得 1 分钟。如果说我们偶尔有一天发了 30 秒的语音，这个事肯定是不重要的，因为重要的都希望直白快速。”（A2020220118）

社交媒体摒弃了人际交往当中“可意会不可言传”那种充满奇妙的、诗意的、浪漫的“远方”。这种诗意、浪漫的“远方”正是美国学者斯图尔特（2017：18）所强调的有着沟通之桥作用的“人际传播”中一种“连续不断的、复杂的，合作建构的言语与非言语的意义创造过程”。其中，非言语（目光接触注视、空间关系学、触摸、动作和手势）等暗示以及言语与非言语的混合性暗示（面部表情、沉默、停顿、音量、音调）与言语功能一样重要，均对人际传播中的亲密感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它们与交流内容（含义）无关，但与正在进行沟通的人与双方之间的关系有关（斯图尔特，2017：113）。譬如，面部表情中的眼神交流就是最有力的人际交往方式（特克尔，2017 ：40）。而社交媒体上青年群体所习惯的数字交流是一种“目光缺失的交流”或者“目光不对称的交流”。由于手机等社交媒体本身摄像头的光学因素，阉割了饱含多元线索的“交流感觉”，这意味着社交媒体交流无法实现线下那种精神上的“欢会神合”以及主体间的情感信任。

“在微信等社交媒体视频通话中，好像看到了，其实没有真正看到，因为我的视线和他之间对不上。视频对话双方不可能直视对方的眼睛，因为摄像头位置和自己眼睛永远不是同一水平线，就总是目光相错，这就没有了线下的四目相对带来的那种微妙的美好感觉。”（A520210805）

“社交媒体上大部分都是直接进行交流，简单直白，但是对话有时候会有种冷漠的感觉。情感传递就变得很少，你不知道对方的语气语调，不知道他说话时的心情如何，你只是知道他讲了什么东西，仅此而已。”（A1020211121）

由此可见，人们失去了线下进行眼神交流、换位思考的机会，情感沟通能力也有所弱化。此外，传统交谈语境中，人们往往会关注停顿、犹豫、联想这些通过沉默所释放出的信号（特克尔，2017 ：9），而这些信号在社交媒体上都难以得到呈现。

“社交媒体上交流你看不到对方的沉默与停顿，缺少面对面讲话时偶尔的停顿与沉默的那种节奏，就感觉缺少谈话的‘呼吸’感。”（A1320220112）

综上所述，相对于线下交流，线上交流对于诸如沉默、停顿这类言语与非言语的混合语言暗示以及目光注视、肢体触摸的非语言暗示等线索的传递，远远不及线下的面对面交流。简言之，社交媒体平台在遮蔽我们身体的同时，也擦除了人际间情感交流的有效线索。正如韩炳哲（2019a ：34）所言，数字媒体剥夺了非口语表达形式带来的触感和身体感知的交流，数字交流变得越来越多地脱离肉体，脱离面容，缺少了身体在场的“纹理感”。

“我觉得面对面的时候，你整个人摆在那里，你所有的气质就在那个环境下展露出来。包括你的情绪，就能面对面地呈现，而手机屏会把你所有的东西都限制在屏幕里边，并不是完整的，它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可能并不想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即使可能有时候会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并不深入，所以说是比较表面的。”（A520210805）

在社交媒体中，青年个体逐渐丧失对人际关系更多情感的想象力与期待，只剩下传递信息，快速直抒胸臆。没有倾听与情感的相互浸润，社交媒体上的人际交往甚至可能沦为一场加速的信息交换，只是“信息流”而无“情感流”，从而导致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上出现“情感冷漠”的现象，最终造就的仅仅是与“好友”之间的连接，而不是“关系”，这正是“孤独社交”的表征之一。

（二）景观性数字媒介对精神的麻痹

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现象的形成过程并非“社交媒体导致孤独”的单向线性指向关系，而是“社交媒体”与“孤独感”互相作用的关系，即现实生活中存在个体因为体验到孤独感从而欲借助社交媒体予以纾解，但反而加剧了孤独感程度的情况。在访谈中，受访者通常提到会使用抖音、B 站等社交平台来排遣孤独感。

1. 烟雾弹：抖音等狂欢式景观平台对孤独的遮蔽

访谈发现，青年在使用抖音这类社交平台时，内心并不期待彻底地缓解孤独。

“刷抖音也是一种情感舒缓和宣泄。但有时候也常常觉得越刷越空虚，感觉自己傻笑半天，精神上还是没有汲取到什么营养。”（A1320220112）

“孤独的时候我会在微博、抖音上看快乐的东西，然后（我）整个人在看的过程中会比较快乐，但问题是，其实你看完了之后还是不快乐的，快乐是短暂的，是表面的。快乐就很表面，这一个视频引起了你这么一丁点的小情绪，但是（结束）之后内心感受还是孤独的。”（A2320220210）

抖音、B 站、小红书等成为青年群体“排遣孤独感”“填补空虚”时迷恋的景观性平台，但其危害亦很明显。这类碎片化社交平台使得青年群体与各类数字设备生长成为一体，他们占据青年群体大量的零碎时间与精力，使得青年群体一直处于高度忙碌状态。在此状况下，他们变得更加空虚与孤独。

2. 兴奋剂：烦躁的抑郁与数字精神倦怠

目不暇接的社交平台让青年群体始终处于高水平的兴奋状态，似乎没有办法“关掉开关”，这类休闲娱乐的社交小平台虽然“无脑无用”，但就是“廉价且好玩”，如同披着景观外衣的“麻醉剂”。个体只要动动手指一直滑动屏幕，就能在短短一秒钟内找到新的事情重新刺激自己。当大脑逐渐适应这种快速的回馈，个体就会产生一种幻觉——缓解孤独是轻而易举的。久而久之，这会影响个体原有正常的报偿机制，使得原本具有长远报偿周期的“延迟满足”开始失控。青年群体利用抖音等社交平台来获得新鲜刺激，填补孤独感蔓延身心的空虚，但一旦戒断，他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先的孤独状态，甚至无聊、孤独等情绪还进一步加剧。为了缓解这更为强烈的“烦躁的抑郁”，部分青年又重新打开抖音等社交平台。但这次与之前相比，他们“想要的更多了”且“要求回馈更快了”，也就是说，这次的孤独感必须要有更多的兴奋刺激才能够得以缓解。部分青年在使用抖音等数字媒介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永远寻求更多与永不满足”的数字心理饥渴状态，使用动机由“追求缓解孤独的东西”转移到“找寻更多兴奋刺激的感觉”。正如斯温格尔（2018 ：54）所总结的，“数字技术让我们变得需要更加兴奋才能够正常运转，或者说‘想要’正常运转”。这种叠加的兴奋与即时的满足感最终让部分青年群体变得精疲力竭，因为这是一种“社交媒体式精神疲劳”，而不是自然而然的疲劳。

3. 安慰剂：“饮鸩止渴”的陪聊平台

在访谈过程中，很多受访者提到了各类“陪聊”消费平台。这种新型的纾解孤独的消费过程让“孤独”这一情绪感受转变成可用金钱交换并消除的“物品”，让青年人在排解孤独上自愿买单。这种“花钱陪聊”产品对经历孤独社交体验的部分青年来说具有一定的“安慰剂效应”。

“给予你心理上的一些安慰，就像一个心理医生一样，但他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心理医生。”（A1920220223）

这种社交媒体上遍布的陪聊服务似乎成为青年群体暂时逃离孤独心境的一个渠道。即使长期“花钱买陪聊”价格昂贵，部分青年还是会选择花钱购买。

“就缓解那种短暂性孤独来说，我觉得相比免费树洞软件，花钱陪聊的人会更有耐心，也会更直观地去理解自己的问题。服务性质的体验，会让我觉得有种实在感吧，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这个东西的，所以可能会对我有明确的疏导，但是感觉也只是暂时性的。”（A1820220216）

花钱陪聊让部分青年暂时缓解自己的孤独情绪与负面感受，但在这一过程中，表面上青年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服务产品去化解孤独和排遣寂寞，但实际上他们却失去了最根本的沟通能力，变成任由资本逻辑摆布的物品。其后果便是，享用这一社交产品的青年个体在体验短暂的欢愉后，会因回到现实而重新陷入孤独之中。

“有时候感觉无聊，微信翻了翻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时，我干过那种去淘宝花钱买陪聊服务的事情，虽然我知道是虚假的，但是不可否认，它能满足自己的倾诉欲，不然憋在心里多难受啊。但是倾诉归倾诉，结束对话后（我）又会陷入无聊又孤独的深渊。”（A2320220210）

“与其说它是那种化解孤独的经历，倒不如说社交媒体上的这种产品是在利用人的孤独去做一种畸形的交易。它把人的这种负面情感（予以利用），想方设法地把它榨干，把它换成经济利益。就把孤独当作一种赚钱的工具，这反倒会带来更大程度的孤独。”（A1520220121）

当我们以工具性价值定义他人时，就是对“关系的利益算计”（格根，2017 ：40）。故社交媒体上的亲密关系本质上不一定是情感亲密，而可能是一种功利性诉求。遭受着孤独感体验的青年个体渴望立即从陪聊服务者身上获得丰沛的情感想象与陪伴，但其交换的筹码不再是人际交往中的真心、信任、理解与承诺，而是物质筹码，这种“功利性的现实场境关系越复杂，个体就越孤独”（张一兵，2021 ：100）。

“他 / 她（陪聊服务者）主要是为了我的钱，但他们其实并不真诚，是带有强烈目的的。”（A1020211121）

“我感觉这种付费形式的毒性比普通的沉迷于社交媒体更大，一定程度上使人进入一种‘饮鸩止渴’的模式。”（A220210606）

陪聊服务者的情感话语本质上是市场驱动下的情感劳动，其调动的形式是刻意的，而非自发的。情感涣散之后留给消费者的便是内心的空虚，个体无法寻得情感的归属，孤独感在不经意间油然而生。

“当我在社交媒体上寻找陪聊服务，一旦不续费，陪聊服务戛然而止时，这一刻倒会让我觉得我得去赚钱了。瞬间就清醒了，觉得还是钱重要。”（A1520220121）

部分青年个体在社交媒体陪聊消费过程中逐渐被孤独经济背后的消费文化所吞噬。正如齐格蒙特·鲍曼（2021 ：51）所说：“对抗无聊的药方不在医保范畴， 金钱才是进入治疗无聊的场所的通行证。”在资本逻辑浸泡之下，“花钱陪聊”这一孤独经济服务以虚拟陪伴的幻境帮助个体消解孤独感。但是，短暂的良好社交关系背后是“孤独经济”资本布下的渗透式剥削网络，用虚拟的互动体验设下诱捕个体心灵的陷阱，它对当代青年的情感剥削逻辑不再是“压迫式命令”，而是一种“鼓励性的诱导”。

（三）数字化交往中人的物化与情感的量化

社交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深度嵌入不仅会形成新的时空体验和新的沟通传播结构，还会形成新的主体形式——数字化界面的“虚体”。

1. 作为网络节点的虚体：片面的人

首先，从身份存在的角度来看，社交媒体中青年看似采用匿名的表达方式，但他们并不甘心“寂寂无名”。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努力进行着“印象管理”，追求更完美的“数字形象”这一“量的表征”，而忽视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这一“质的建构”，孤独社交便是具体的实践结果。

“社交媒体上的人毕竟呈现的是片段，让我无法真正去认识一个完整的人，有时候有的人我可能都没有改备注，但是他呈现的动态内容我觉得不错也会点赞，对片段内容的点赞而并不是对这个人的点赞。”（A1420220120）

“每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高光片段，每个人相信的是一个小点，相信那个点上的高光事件或其他事件，人被扁平化，人们不再把他看作鲜活的立体的人，而更像是一件事物，一个信息节点。”（A120210605）

2. 关系都在数据里：数出来的好友与作为叙事的情感关系

在社交媒体时代，构成“虚体”的“数据”成为“可衡量一切的标尺”。社交媒体上的青年个体的形象呈现实则是由视觉形式的头像、文字形式的昵称、动态画面的背景，以及灵活设置的动态展示等一连串数据组成。这些数据只有被展示出来并得到关注时，才拥有了价值。譬如在微信中，好友是数出来的，友情这一情感关系变成了一种叙事而不是叙述，人与人之间的好感程度主要靠朋友圈中的点赞数的多少来衡量，以往一切不可数的东西在社交媒体中变得“可数”。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我以及加工自我，为的是“生产自我的数据”，以及加速自我所生产的数据与他人生产的数据进行交流。数据的连接成为当代青年群体拥有一段实质关系的确证，因为关系都在数据里，没有数据也就没有关系。

概而言之，社交媒体人际关系的秩序被算法与数据重新塑造，社会灵动的关系在社交媒体“数”的逻辑下被“钳制窄化为数字概念”。这恰如范迪克（2021 ：13）所说， 线下世界中良好的社交关系是以质量而非数量作为衡量标准，而社交媒体打破了这一标尺，在社交媒体世界中，“朋友”（friends）一词与它的动词形式“交友”（friending）均可被标示为一种强与弱、亲密或陌生的关系，而它们的意义通常可以用一个任意的数字来表达。

六、纾困之思：青年孤独社交的解决路径

在社交媒体时空场景中，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交出现了“交流狂欢与共在孤独并存”的情感状态，彼此间撕扯着一张源自深层孤独的隔膜。鉴于此，本文提出通过交谈建立共鸣关系，驯服孤独与重拾独处，建构沉思的“精制环境”（designer environment）三条纾解策略，以期实现对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数字化生活”的实践观照。

（一）共鸣轴：通过交谈建立共鸣关系

“孤独社交”产生于社交媒体时代人与人协作行动过程之中，那么协作过程也就理应成为治疗的核心关切。这一协作过程便是人的价值的回归与再现，而人与人协作最基本的方式便是“交谈”。这里的交谈不是量上的“消息互动”，不是社交媒体动态评论中的人云亦云与同质点赞，而是以建立罗萨（2018）所言的“共鸣关系”为目标，“一种主体和世界彼此相互呼应，且在呼应过程当中双方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声音所淹没、占据与支配”的共鸣轴。这种共鸣关系修复的并非某个人的内心，而是双方共有的心灵空间，建立这种共鸣关系的场景便是真实世界。当代青年个体应更多地转向现实生活，重新寻找现实社交的实体性力量，去感受一种真实关系的生存状态，在现实人际交流场景中进行“关系编织”，建立共鸣轴。

（二）牧独：驯服孤独与重拾独处

驯服孤独或许是改善当代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现象的重要途径。驯服即“使顺从”的意思，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孤独感，而是学会面对，将孤独感转化为独处，这一转化过程可称为“牧独”。之所以要学会“牧独”，因为“牧独”的目的就是获得独处，而“独处是一种有意识的静修，一种自我的凝神聚焦，且拥有独处能力的人会让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更真实”（特克尔，2017：51）。换言之，“独处”并非“放弃社交后的孑然一身”，而是一种有助于青年个体获得精神健康的节制性社交方式。独处并非与人们的社交能力不兼容，相反，它能使人的身心得到净化，舍弃其外而求之于内，悦纳自我，品味自我，从而使人更好地适应社会。

（三）造境：独处中沉思的“精制环境”

“精制环境”是认知哲学的先锋人物 Andy Clark（2008 ：59）所提出的关键概念，这一概念从字面意思来看指的是“精心有意设计的环境”，故此环境自然不是具有物质的社会实在的自然环境，而是人类基于思考主动构筑的一种认知上的生态环境，“人们在其中思考、推理和展示能力，并以某些特殊的方式自我磨炼”。独处中的沉思环境便是属于具有认识属性的“精制环境”，吕坤维（2019 ：241）更是通俗且恰切地将其类比为中国人常言的“境界 / 理想心灵世界”。通过重拾独处，青年可以获取内在自我聚焦的沉思能力，进而让内心精神力量在当下的繁忙生活中得到保障。

责任编辑：何 芳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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